来源：中国书画报 作者：杨明义 2019-02-15 17:02:25
吴作人先生的祖籍在安徽泾县，但他从1岁到19岁却是在苏州度过的，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吴老师在北京花园村的画室中亲口给我讲的。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哺育他长大的苏州一直使他难忘。同样地，对我们从苏州来北京学画的后生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11月，我跟着串联的队伍，辗转南北、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北京。第一天晚上，我借宿在中央美院的教室里。在学院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墙上自上到下贴满了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徐悲鸿被称为“反动画家”，第二名即为吴作人，说吴是徐在中央美院的反革命接班人，接下来全是对被红卫兵定位成反革命的名画家的批判，黄永玉、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艾中信……我和同去北京串联的何企新，见到一位从走廊后面走来的红卫兵，不由自主地问牛棚在哪里，真想去看一眼我们崇敬的这些“牛鬼蛇神”。她警惕地问：“你们要做什么？去反革命串联？”吓得我们再也没敢吭声……
直到1973年，当时借住在狮子林园林内指柏轩楼上创作的我们一批苏州画家，听说吴作人来到了苏州，兴奋、激动得无以言表。刺绣研究所所长顾文霞来电说，吴老师在创作一幅金鱼扇页画，需要问我们借一支大的斗笔。吴老师与我们中的张辛稼老先生早年是同窗好友，张老即刻拿出他惯用的大斗笔，交给我和马伯乐一起送去。我在现场幸运地看到了吴老师亲自创作《游鱼图》的全过程。画就此作，把画提起时，却不料那衬在下面的一张毛边纸，被吴先生力透纸背的笔墨成就了另一幅画，而且特别有味道，大家惊叹不已。顾所长对我说：“小杨，你喜欢，这衬纸就送给你了。”等到“文革”结束，1981年，我去北京中央美院学习时，拿着此衬纸上的金鱼给吴老师看，吴老师高兴地在上面题了字：“一九七三年余重访吴门时为刺绣研究所作扇面稿，因纸薄衬染，岂余真能力透背哉！杨明义同志善画，惜而藏之，得幸免于两批之危，余感而为之志。一九八二年岁首作人补记。”（见附图）于是，此幅二层之画成了我珍贵的收藏品。
我难以忘记，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和吴老师及夫人萧淑芳老师相知相交的许多往事。吴老师为我们画院的“中国画廊”题字并附信，他让教务科的老师亲自送到我的宿舍里，并让人传信请我周六晚上去他家做客。那天吴老师特别热情亲切，给我看刚从印刷厂里送来的他新版的画册打样稿，还让我提意见。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有天晚上，我从他家返校，刚出门，伴着滚滚雷声，倾盆大雨骤然而降。我刚要疾奔去车站，只听见萧淑芳老师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回头看，见她正冒雨把伞递给我。待我回到宿舍，没多久电话来了，萧老师焦急地问我：“淋到雨了吗？你一人在外，要多加注意身体！”顿时，我流下了眼泪。学习结束后，向吴老师告别时，他又挥笔为我留下诗词题句并补记“杨明义同志将返吴门，书此留念”的字样。
1987年我赴美留学前，收到他的来信，信上说希望我去美前能和他一晤。我带着自己创作的水墨作品去京和他作别。他沉默了一会，说：“你在美国一定要多看世界上的各类艺术精品，中国有好多艺术珍品流失在那里。”随即拿过我的速写本在上面写道：你在纽约可以找某人，在大都会博物馆去看什么中国名画，去费城找某某人，看唐代的石雕等等。并说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让我去找他们，就说是他的学生就好。那天画家侯一民也在座，最后，一起观赏我带去的作品，吴老师边看边动情地说：“不是真正的苏州人是画不出这样典型美丽的江南风景画来的。”
在美国留学时，吴老师每年圣诞节都会寄贺卡来，我也常写信向他汇报学习和创作情况。后来，我旅美十年的归国展在苏州吴作人艺术馆展出，吴老师和萧老师特意从北京发来贺电，上面写道：“祝贺杨明义的画展成功！”在吴老师重病期间，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探望他，病中的他几乎无法执笔了，但他还是以不懈的毅力不断练习书写。一次他听说我要去台湾开画展，便马上给我题字。我担心地看着他在我的速写本上写一个字又一个字，连续不断地写了好几页，然后在许多字中挑出能看懂的字来，凑成“杨明义画展”“作人”几个字。我把它们重新组合复印后请萧老师盖章，做为永远的留念。
我最后一次去见重病中的吴老师时，静静地陪了他大半天，一起吃了午饭，看着阿姨慢慢喂他吃完饭。我推坐着轮椅的他，通过直直的走廊去卧室休息。突然他对着迎面的一面大镜子说：“镜子里的人，还能活多久？”我听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只有无限的悲伤和无奈。
吴作人老师自苏州走向世界，为我国的美术事业贡献了一生。去年是他诞生110周年，记录这些文字，表达对他的思念，永生铭刻他的音容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