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书画报 作者：任愚颖 2019-02-13 17:02:46
经过两万三千里的长途写生，钱松喦在思想和艺术上大有收获，接连创作出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且震动当时中国画坛的应首推《红岩》（见附图）。
1960年11月2日至13日，“江苏国画工作团”成员在重庆游览了朝天门、嘉陵江，参观了四川美院、红岩村、钢铁厂、博物馆等地。除了钱松喦在重庆画了《红岩》外，丁士青也有一幅同名之作，其他画家也有画的，只是大家互相不知道。钱松喦画《红岩》从一开始就费了一番心思，《红岩》后来能成为轰动一时的扛鼎之作，是因为经历了三年的艰苦创作历程。钱松喦参观了红岩村之后，从不同角度勾画了几张素描稿，因为时间不允许，不能认真细致地观察和体验，后来到了长沙，他才整理出一幅写生稿（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纪录片”）。这幅画稿只是把在红岩村看到的真实情景画了出来，纪念馆、坡脚下的大黄桷树、绕馆的芭蕉、馆旁的一株大树和一株柏树，还有礼堂和侧屋等，相当于把实景搬到了纸上，水平一般。
红岩村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代表延安在国民党陪都的一个红色堡垒，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驻重庆的办事处，周恩来就在这里办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红岩村工作的同志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发生过许许多多的英勇事迹。根据这个革命圣地创作的作品，如果用一般化的手法去表现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有一段不同寻常的革命历史背景，钱松喦在创作过程中首先把作品的思想定位在“这是一幅歌颂革命史”的画作。怎样才能把“革命”二字形象、准确、生动地诠释出来？经过反复思索，钱松喦决定在“红”字上大做文章。他先是大胆地把种满芭蕉的土坡画成全是红色的岩石，芭蕉用白描手法表现，全幅只用红黑两色。有人建议可以在芭蕉上加一些绿色，但他不认同；有人就说他个性太强，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他也觉得自己这样太任性，不太好，于是就在芭蕉上加了些淡石绿，但加上去之后，钱松喦马上后悔了。因为淡淡的石绿不仅破坏了整个画面的气氛，更使画作陷入了平庸。为了增加画面的稳定性，他在压角处画了一支黄桷树，认真看了看后，觉得画作还是没有脱离程式化。
1961年9月，钱松喦全家从无锡搬到南京，因为此时他已是江苏省国画院的副院长了，如果还在无锡常住，对于做好画院的工作不太方便。两个月后，他又和余彤甫、秦古柳、亚明、宋文治、魏紫熙、张文俊等人去黄山写生，在芜湖举办了画展。次年8月，他又应山东之邀，与李苦禅、江寒汀、王个簃、孙雪泥、俞剑华去青岛参加创作会议，然后又到济南、泰山、崂山、曲阜等地写生。在参加这些活动的同时，钱松喦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红岩》的修改，并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启发与感悟。他常常思考总不能把《红岩》修改得令自己满意的原因在哪里。原来是受了生活现象的束缚，没有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去表现，画来画去、改来改去，没有把画作的主题思想表现出来。
到了1962年八九月间，钱松喦对《红岩》已经修改了数十次之多。这时他再次调整创作思路：芭蕉依然采用白描手法，用墨色，对于可有可无的黄桷树干脆略去，从而扩大红色岩石的面积。纪念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不能没有。他缩小纪念馆的体积，推至画面的最高处，形成“高山仰止”之势。还有纪念馆旁边的两棵大树，钱松喦想到在泰山和曲阜曾经写生过的古柏，于是便把它们“移植”过来。原来的两棵大树变成一株矗立云霄的郁郁葱葱的古柏，远远望去，威严而壮观，象征革命斗士们英勇不屈的精神。钱松喦认为用白描画芭蕉、用朱砂画岩石，虽然采用的是传统方法，然而白描芭蕉可以起到烘托岩石的厚度，也可以增强画面的节奏感，对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起到了古为今用、锦上添花的作用。
对于画作上的题诗，钱松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画上题诗，只要位置安排得当、内容到位，就可以把读者引向更深、更美的艺术境界之中，对画面也能起到装饰作用。他起初创作了两首五言律诗，但因画面已够，不宜多题，便改成一首五言绝句：“风雨万方黑，红岩一帜红。仰钦奋彤笔，挥洒曙光中。”前两句是对红岩革命史实的高度概括，后两句则是述说画家本人的创作动机和情感。用“彤”笔画红岩是一语双关，“挥洒曙光中”是对革命取得胜利的尽情欢呼。总之，就整个画作而言，不管是构图、色彩还是素材的取舍等等，既和现实基础紧紧相扣，又融入革命的浪漫主义，所以经过最后修改定稿的《红岩》一经问世，便迎来一片喝彩。人们对画作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呼应、用色的大胆和夸张、画家摆脱具体物象束缚和意境对传统和现实的超越等等都给予充分肯定，说明这幅具有中国气派、突显民族风格和鲜明个性的新山水画，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奠定了它的“标杆地位”。
1964年3月，钱松喦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展出画作91幅，历时40天。而后又去天津、兰州、上海、香港等地展出，《红岩》和90幅作品一起吸引了观众的目光。钱松喦的名字也和当代中国的“新山水画”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