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名人尺牍之我见-世界名人书画网

来源：中国书画报作者：陈益 2019-01-29 15:01:37

名人信札研究对于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最初，听几位书法家强调其书法意义，我颇存疑惑，那文学价值呢？文献价值呢？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寒切帖》、陆机的《平复帖》、王珣的《伯远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怀素的《苦笋帖》《食鱼帖》等等，原本都是尺牍，由于在书法领域的价值超越其他，被敬重地称之为“帖”，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

其实，所谓札、牍、简、帖，最初只是因为书写工具不同才有所区别。书写在木板上的称札、牍，书写在竹片上的称简，书写在布帛上的则称帖。书信又称书札、手札、尺牍、手简，具有独特的私密性和指向性，所以比公开的作品更加引人瞩目。确实，尺牍作为书法的一个类型，自然率意，不书而书，反而透露出书写者真实的艺术风貌。给亲友写信，大致以行书自由挥洒，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直抒胸襟，不受拘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预估到了对方读信的效果，书法与其所承载的情感在自然状态下流泻，比刻意为之的作品更加有魅力。

生活在清代乾嘉年间的著作家、思想家阮元，在给弟子陈文述的尺牍中，谈及书法理论。他说：“外附去拙论两篇，其论书法颇自矜，以为非今人所及知。在京时桂香东持示诒晋斋，诒晋斋为之摇首。然自从一见此论，即不写欧字，骤变而写虞，良由不肯破除晋派，亦自知欧非王出，尚不以此论为全谬也……”嘉庆十六年（1811年）前后，阮元曾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即信札中的“拙论两篇”），不遗余力地推崇北派碑学。虽然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颇为矜许，却很难得到周围人的认同。他当然十分关心人们的反响，当知道成亲王读了《南北书派论》，虽然未曾表态，却已经由写欧变成写虞，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赞成了自己的观点，于是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陈文述。事实上，这封讨论书法艺术的尺牍本身，也成了难得的书法佳作。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些，不妨可以这样说，魏晋以来书法家的诸多作品中，当推尺牍书法最见本色。比如王羲之的《孔侍帖》《丧乱帖》《姨母帖》等手札，或纵逸泼辣，或沉着含蓄，字里行间呈现的是不一样的情绪感受。

读《文心雕龙·书记》，可以发现刘勰对尺牍有如下概括：“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全面的尺牍研究专著，但文人墨客对尺牍的重视尽人皆知，他们的著作中也时有记载。与书法价值相比，尺牍更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往往集文献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足可提供与日记媲美的研究空间。假如忽略这一点，则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依然以阮元写给陈文述的尺牍为例。他说：“鞠翁人谓其才胜于德，余谓其德胜于才，以彼朋情世故，并非大险，即操守在前三十年算是廉吏，唯事极颠倒错乱，才不足于定之。即如苇荡，愚者不为，而受人欺。竹香之事，大舛不顾，大漏不塞，苏家山若非泰山之雨，必误全漕。方荣升案，如果虚心以我言在江宁密访，可早破三个月……”阮元在信札中以自己的视角谈论曾经与自己共事四年的大臣百龄。大家都说百龄才胜于德，非常有才华，他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百龄是德胜于才，并且列举苇荡、苏家山、方荣升三桩案件，说明百龄处理案件时颠倒错乱，他之所以得善终，实在是因好运气，与才能无关。显然，如此坦率地臧否高级官员的文字无法公之于众，只有在私人信件里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材料或许仅仅是一己之见，受立场所限，但肯定比平时冠冕堂皇的言论更接近事实，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客观地研究与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排除某些尺牍写作者考虑到种种因素，故意有所掩饰，但至少提供了评价的依据。尺牍中蕴含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微书法，是微文学，更是微史记——构成皇皇史记的细胞。

尺牍在今天的拍卖场上成为买家追捧的珍品，是因为它凸显的价值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对于名人尺牍（尤其是书法功能减退后的近现代名人信札）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有待深入。（附图为阮元信札之一）

阮元信札